周明华：工资分配改革应让利益充分博弈

　　正当两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热议之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抓紧对《工资条例》的起草修订，并已写进国务院立法计划，将在年内出台。该部有关人士透露，条例草案中规定，若劳动者就工资提出谈判，企业须接受，可谈判的内容包括工资定额、计件、单价以及工资分配的各种事项。此外，还规定同工同酬，被派遣工和本企业员工享有同样的权利。(3月14日 《重庆晚报》）

　　的确，国家有关部门对当前收入分配调整改革的急切心情，公众能真切地体味得到。占公民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工资袋，总像一个干瘪的茄子一样难以鼓将起来，不仅百姓感到郁闷，管理者也甚为着急。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议得最多的还是工资分配问题。这不难理解，内需刺激不起来，内需拉动的步子就像双腿挂铅般沉重，那么让公民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的愉快心情，便是一句空话。正印证了一句民谣：“低收入百姓消费不起，中收入者休敢消费，高收入人群国外消费”。

　　但我从该报道中我读出与此“急切心情”不协调的两个“疲点”：一是关于国家公民工资改革与分配的这么大的事，缘何偏居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来酝酿撰写？再者，不久前传来， 2006年国家发改委就拟制过一份“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意见”，缘何不将这个攸关民生全局的初案早些公示，接受各方意见，而将其视作“国家秘密”一样在发改委机关内部自行讨论？或许这样的内部讨论能听到真知灼见，但与开门纳谏，让各阶层利益充分博弈与表达的现代民主决策程序相比，明显不足。

　　我这样说，并非找茬，而想提两点建议。第一，企业职工与高管间的差距过大，须在“条例”中得以扭转。平安保险老总马明哲日薪18万元，是本公司普通保险职工的4500多倍；有“大炮秉性”的华远集团老总任志强的日薪约2万，与公司售楼小姐的日薪相比多200倍。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的企业领导收入与工效挂钩，一度成为企业增效的动力，但沿用至今，弊象显现。特别是一些具有垄断资源的国企，高管自定薪酬，变相大发福利、津贴，已开始有监管失控的迹象。

　　甚至是企业亏损，也只亏普通职工，高管高薪照旧。而今这一办法已出现“制度性锈迹”，应尽快维修并做出价值评判。一个国企的老总一年的收入是普通员工几辈人的收入，这即便在被形容为“铜臭气浓烈”的资本主义国家，恐也难容。由于监管者有意或无意地缺失，由于监管体系的更新与完善滞后，甚至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企业改制”现场。这让少数高管的腰包塞得胀满，而多数职工却被“改得”前景暗淡。

　　另外，须尽快缩小企业职工与公务员间的收入和养老金差距。这方面的论述时下已经汗牛充栋，我这里不再赘述。思想家多次说过，人是向善的，但同时是自私的。若以裹挟着“私利”之身者自制工资分配改革法规政策，不引入各阶层利益的充分博弈，势必无法打破“谁管钱、谁发钱”之宿命。要使公务员与企业人员的收入得到公平而理性分配，就须引入“不管钱”的较为独立的第三方来公正、公开地完成这顶必将被历史记忆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