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灰色收入问题不容回避

　　在我2005年的研究中，推算城镇最高和最低10%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是31倍，而在统计局原有样本中两者的差距只有9倍。全国层面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而不是统计显示的21倍。

　　不能因为对“规范”一词的不同理解，就放弃了对“灰色收入”问题的解决。在谈及此次全国人大最终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将“规范灰色收入”一句删掉时，王小鲁认为，推动灰色收入问题的解决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问题，不能仅仅因为对“规范”一词有不同理解而影响了战略性问题的推进。

　　王小鲁任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2007年他发表了一篇报告，论述2005年中国居民有4.8万亿元之巨的收入被遗漏统计，而这被遗漏的收入中，估计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他指出，巨额灰色收入的存在严重扩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王小鲁指出，有一些迹象显示，灰色收入的规模仍在继续扩大。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一个关键。他指出，政府工作报告初稿提出了解决灰色收入问题，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认为，对原稿中“规范”灰色收入的提法，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要碰“灰色收入”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最终把“规范灰色收入”的提法删除，作为多年研究灰色收入问题的学者，你怎么看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对待灰色收入问题的变化？

　　王小鲁：在3月5日温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规范灰色收入”的时候，我感到这意味着政府下决心去碰这个问题了。

　　过去几年我对中国国民收入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研究发现，和官方统计数据相比，我国居民收入有很大幅度的低估。这是常规统计调查无法调查到的部分，其中大部分可以称为灰色收入，也包括相当数量的非法收入，只是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大。这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扩大了收入差距。巨额的灰色收入问题，已经日益固化为一定的既得利益。

　　在经过“两会”的审议，以及这段时间媒体的广泛讨论之后，最终“规范灰色收入”这几个字被拿掉，这说明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复杂的，大家虽然对解决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期待，但在如何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可能也说明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很大阻力。

　　日报：从“两会”代表委员的审议讨论，以及媒体的讨论来看，引起了广泛争议的是“规范”两个字，相反大家对“灰色收入”问题讨论得比较少。认为用了“规范”，是试图将非法的、灰色的收入合法化，并提出了修改“规范”用词，或者直接删去“规范灰色收入”的建议。你怎么看大家对于“规范灰色收入”这个提法本身的争议？

　　王小鲁：对“规范”用词的质疑，我完全能够理解。很多人认为，灰色收入本来就是不合法的，实际上就是非法收入，来源不是贪污就是受贿，现在要规范，不是等于合法化吗？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质疑“规范”的用词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但问题在于，之所以称为灰色收入，本身要么是法律没有清楚的界定，要么是虽然在概念上能够界定，但在实践上无法准确地认定和鉴别，因此就出现了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中间地带。一旦界定清楚了，也就不会有大量灰色收入了，它要么是合法的，要么是非法的。这背后是中国转轨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不到位，制度不完善，存在许多漏洞，这才造成了有大量人参与的、规模巨大的灰色收入。只有推动制度上的变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而制度变革本身，就是要建立规范，把法律、制度上有漏洞的地方界定清楚，该是合法的合法化，该是非法的认定为非法。还需要解决靠什么手段来落实，不要让法律制度变成一纸空文。这就需要通过非常艰巨的制度变革，来推动中国灰色收入问题的解决。这绝不是简单的遣词造句的问题，也不是说取缔就能够取缔的。关键在于有没有行动。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使用“规范灰色收入”的词语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当然要解释清楚，说“规范”，并不意味着要把非法的规范为合法的。

　　对于“规范灰色收入”问题，我认为核心是开始应对“灰色收入”问题，这是战略问题。至于用什么概念去描述，这是战术问题，或者只是技术细节问题，这样的讨论，应该服从于战略大局，决不应该因为遣词造句的问题，影响了这一战略布局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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