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话语】裸眼视力纳入中考 莫把综合题做成简答题

　　丁慎毅

　　近日，山西省长治市将把裸眼视力和体重考核结果纳入中考总成绩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上了热搜。有网友质疑此举“涉嫌基因与经济双重歧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导向。长治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两项考核，考生最后得分差距并不大，主要是想起到一个导向作用，引导青少年自觉加强体育锻炼、保护视力，提高身体素质。”（10月12日《齐鲁晚报》）

　　事实上，这一话题在今年7月份就引发热议，教育部回应称，目前并没有将裸眼视力纳入中考评价指标的相关考虑。尽管如此，也不妨碍各地进行探索，但要有一个前提：预防近视是一道综合题，不能做成简答题。

　　长治教育部门认为得分差距并不大，好像是家长们过虑了。但1分可能就是几百人的名次差距，1分之差而失去心仪的学校绝非危言耸听。为此，一副“提高”视力的OK镜价格虽然在六七千以上，家长买它必然是大概率的事，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增加家长的负担。由于家长们的这种韧性，倒逼学生保护视力的想法，可能只是看起来很美。

　　教育部门的初衷是好的，为此也推出五项保护视力的措施：做眼保健操、保障体育和健康课程的课时、减少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改善校园用眼环境、每学期开展两次视力监测，对视力异常的学生进行提醒教育。这些做法都是好的，如果没做好，责任更多在学校，而不该将裸眼视力纳入中考考核的方式把责任推给家长。

　　考试是根指挥棒，利用指挥棒来解决教育上的各项难题，有的可能是有效，有的可能欲速则不达。保护学生视力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不会一蹴而就。

　　以上海为例，上海是全国最早大规模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和探索开展大规模户外干预实践的城市，2016年，上海市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中有专门实施青少年近视的干预项目。但方案的出台过程艰辛——方案论证了好几轮，市级层面的大会也至少召开了两次，最后是由市教委和市卫健委联合发文。至今还只能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这与专家的建议不谋而合。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屈光与低视力科副主任杨晓教授就建议，应该像对待身高、体重那样，从幼儿园入园开始，建立孩子的屈光发育档案，每年记录他们的视力情况，这样能及时发现问题作出诊断。等拥有自己屈光发育档案的小朋友到中考时，相关机构根据早期的筛查数据，直接就能判断出，某个孩子的近视是不是遗传因素导致的。

　　所以，更多的地方不是考核学生而是考核政府。例如，上海、湖北等地将近视防控、总体近视率等纳入政府绩效考核，问责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持续下降的市县，通报未实现年度近视防控工作目标或排在末位的市县。

　　这就倒逼政府两手抓，一方面，将维护视力健康作为学校职责进行考核，学校在尽责的同时，也要求家长尽责。另一方面，政府必然在推进教医融合、改善视觉环境、定期监测预警等方面加大工作投入力度，通过融合健康教育、综合干预、跟踪管理等手段，建立起健康视力保障体系。

　　例如，上海市在8个区的24所小学探索学生户外活动时间每天增至2小时的近视预防干预，学生近视发生率下降近30%。

　　如今，教育上的很多难题，有不少都是来自家长的“固执”，而这又与教育资源的不够均衡化有关。所以，各地更要从源头上抓好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在这上面多考核政府，不要动辄就和考试指挥棒捆绑，这可能使得很多事情的解决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