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乡村陋习 考验治理智慧

整治乡村陋习 考验治理智慧

　　张智全

　　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根据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发现，当下农民消费第一支出为食品，很多农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礼金，超过看病支出。韩俊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等做法。（7月1日《法制日报》）

　　客观而言，包括人情礼在内的许多乡村传统习俗，虽与现代文明风尚不符，但只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是有助于维护乡村人情味的。不过，现实中许多乡村传统习俗已明显蜕变为民众不堪重负的陋习，有必要对其整治。这不仅是振兴乡村的必然要求，也是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的题中之义。

　　整治乡村陋习，政府无疑是主导者。从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不少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对各种乡村陋习予以禁止，效果大多不尽人意，且引发了民众反感。面对一边是移风易俗的需要，一边是民众能否自觉接受的拷问，政府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到不矫枉过正，真正在移风易俗和树立文明新风之间实现善治，着实考验政府的治理智慧和能力。

　　笔者以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政府该不该利用行政权力整治各种乡村陋习，而在于如何整治。也就是说，政府在整治乡村陋习、倡导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在移风易俗与民众自觉接受治理之间如何实现平衡。

　　首先，政府对乡村陋习的治理须以民意互动为基础。民意不可违，对于传统民俗色彩浓厚的乡村陋习，在出台整治措施前，更应将政府与民意的良性互动作为基本前提，才能达成基本共识，确保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此前多地出台的整治乡村陋习新规之所以不被民众认可和接受，其根缘正在于此。政府应以此为戒，主动俯下身子就陋习的整治充分听取民意。

　　其次，政府对乡村陋习的治理不能“一刀切”。依靠一纸行政命令对乡村陋习说“不”，固然简单易行，但“一刀切”必然效果不佳，还有可能叫好不叫座。“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于乡村陋习的彻底告别，民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只有坚持从易到难、从细到巨的治理思维，才能循序渐进地让民众改变陈腐观念，最终水到渠成地实现治理目标。

　　再次，政府对乡村陋习的治理须以依法行政为底线。民众参与各种陋习，归根结底是民众对自己私权的处分，政府不宜用公权对其干预，即使动用公权，也应以不僭越法律底线为基本前提，从而让法治的归法治，道德的归道德。具体说来，政府在乡村陋习治理中的管控对象，是法律明令禁止参与各种陋习的人员，对普通百姓则应以道德的规范来约束和倡导。否则，即使初衷再好，其结果都可能是好心办违法事，适得其反。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政府在乡村陋习的治理中，要找准政府的角色定位，从而以符合乡村社会实际的治理措施，引导民众循序渐进地告别陋习，实现移风易俗与树立文明新风双赢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