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洪洋：：多元的民工荒须多元求解

　　练洪洋

　　就业多元化造成“民工荒”，也要多元化求解。“民工荒”让我们意识到，那点工资根本不是他们应得的全部，除了物质层面，我们还需要满足他们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春节之后，工厂复工，“民工荒”现象再现。非但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也存在这种现象。中西部各地纷纷出台“留人”措施，被外界视为“截留”。14日，河南省人保厅还出面否认“截留”一说。

　　“截留”当然是无稽之谈，农民工愿意去哪打工，又岂是一纸行政命令可以左右？把“民工”问题归咎于输出地的阻挠，可见许多人仍未拨开“民工荒”之雾霭，揭寻其中的真问题。用工具论思维探究“民工荒”，不免南辕北辙。

　　从本报近日对农民工输出地的实地调查，我们不难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就业的多元化选择，摊薄了农民工数量，加剧了某些地区的“饥荒”。就业多元化涵括以下几重含义：首先是就业地点的多元化。随着国家刺激经济政策、沿海地区的经济转型，中西部地区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对农民工的需求，如江西省“十一五”期间，全省工业园区企业年均用工量以14%的速度增长。另一面，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仍未完成，过分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格局仍未得到彻底改观，农民工收入难以与中西部地区拉开较大差距，微小的优势难以冲抵背井离乡农民工的成本支出——在家乡即使每月少拿几百块，其幸福感并不比外地低。农民工用脚投票，过往那种“孔雀东南飞”局面也就难以再现。

　　农民工就业方式的多元化，加剧农民工阶层分化，客观上减少了低端农民工数量。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把进厂打工当作积累经验的阶段性职业，而自主创业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虽然“打工妹回乡当老板”的路径不是人人都可以复制，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必然加剧这一阶层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

　　农民工需求多元化与现实间的落差，打击农民工异地求职的信心与恒心，亦为“民工荒”之重要成因。多年的标签化，使到主流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看法单一而顽固，那就是出门求财。事实上，已经告别物质贫困的新生代农民工，其需求已经远远超出工资层次，而进入精神层面，譬如认同感、成就感等等。而许多输入地，仍未在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尊重他们、接纳他们的准备。入户难、入住难、入学难、保障难……九九八十一“难”，使得农民工难以获得对城市的认同与融入。

　　面对一个多因一果的社会命题，任何单一的方法都难以有效化解。就业多元化造成“民工荒”，也要多元化求解。吸引农民工流入，说难不难，有比较优势自然产生“洼地效应”，就不怕招不到人。比较优势不仅表现在物质待遇——企业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政府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为他们安居乐业提供可能，更表现在农民工其他需求的满足度。很多时候，社会把农民工当作单纯的经济工具，支付低廉的工资购买他们的劳动，“钱货两讫”之后，视而不见。直至农民工们用行为艺术演绎了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我们才意识到，那点工资根本不是他们应得的全部，社会还必须付出更多，偿报他们的付出，满足他们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民工荒”是转型期的阵痛，只不过是比起发达国家，我们来得更晚一些。而“民工荒”的最终解决，仍然有待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提高产品技术附加值，降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倚重，从而减少对一线工人的刚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