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话语】遗产继承频陷“循环证明”泥淖，何以破解？

　　陈广江

　　不久前，常住北京的刘畅（化名）请假回到安徽合肥，处理母亲存款等遗产事宜，过程却让其倍感无力。记者发现，刘女士的经历并非个案，遗产继承频频陷入“自证循环”怪圈。（4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

　　现实中，遗产继承各种手续耗时之长、各种证明办理之烦，往往使办事群众陷入“循环证明”的泥潭。

　　以刘女士的情况为例，公证处要求刘女士证明其外公外婆已经去世，但她无法证明“外公外婆是自己的外公外婆”，且无法提供墓碑照片走简便程序，只得先行离开；银行则要求她回母亲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给银行开具证明才能查询资产。奔波一天下来，刘女士只办成了其母亲在一家银行的资产证明。

　　应承认，遗产继承关卡重重有一定客观原因。比如，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都享有继承权，办理继承手续时，按规定这些人均需到场，或提供放弃继承凭证，若有人故去或行动不便就比较麻烦。因为部门间数据尚未全面共享，旧信息未跟上新数据时代，有时候通过身份证、户口本等难以证明亲属关系和死亡情况。

　　对此，公证处、银行也很为难。因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假人假证”“真证假人”“假证真人”等违法公证的情况现实中并不罕见，而且当事人的违法成本不高，公证人或银行则需承担较大的法律责任和社会风险。

　　但换个角度看，这些客观原因也有规避责任、不作为之嫌，根在相关部门、机构为民服务意识不强。一些“自证循环”怪圈之所以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层部门、机构没有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遇到新情况时首先想到的是规避自身责任，相互推诿扯皮，而不是积极作为、加强沟通。从媒体报道的案例看，有些所谓的继承难题，只要有关部门和机构主动加强沟通、协调，完全可以解决。

　　大数据时代，既方便群众又确保安全不应成为一道无解之题。事实上，“放管服”改革仍有待持续发力，很多“数据孤岛”依旧未破除，数据互通共享的一些技术和机制问题仍然存在。信息共享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决定了“放管服”改革没有“休止符”。对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拿出更大的作为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