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证明城市”的法治意义

“无证明城市”的法治意义

　　王旭

　　据媒体报道，浙江金华市从今年2月开始正式全面实施“无证明城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其行政区域里终结人民群众自行提供证明来办理有关事项的历史。

　　从“最多跑一次”到“群众无须自行提供有关证明，政府部门和数据多跑腿”的变化来看，浙江金华市的这项改革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法治意义，意味着当地政府对于法治政府建设认识的深入，对于政府职能的更清晰定位。仔细分析，其法治意义至少有如下层面：

　　第一，这是法治政府的内涵从“依法行政”向“良好政府”扩展的表现。各式各样的证明曾经是中国政府以信息为工具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虽然有其一定必要性和法律依据，但往往需要群众自行提供，导致循环证明、违背常识的证明等各种现象出现，也使得政府将信息归集与确认的成本完全转嫁给行政相对人，导致群众经常疲于奔命。法治政府首先是依法行政的政府，因此如果法律、法规规定了公民需要凭借某种信息证明来获得公共服务，提供证明当然也就成为一项法律要件，但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这项提供义务究竟应该由谁来完成。据笔者了解，金华市的“无证明城市”并非是说提供任何公共服务都不需要证明，而是将提供证明的成本和义务，由公民、企业转移给了政府和其他公共事业单位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该市具体发展出三种便民的技术：“事前相关条件自行承诺”“部门相互查验”和“部门实地调查核实”，充分利用数据共享平台和部门协作，通过政府自身确认信息，而不再需要公民自行提供。这种思路的转变，是在行政许可法确定的“一站式服务”“统一办理、联合办理”等便民措施和“只让群众跑一次”等政策改革的延长线上进一步深化，它彻底将公民的办事程序变为政府内部的工作程序，将简化公民办事程序的思路转变为不需要公民办事的思路，可以说迈向了“良好政府”建设的新阶段，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升级版。

　　第二，这是政府部门“自我革命”的新表现。党和国家机关在新时代坚持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传统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更多强调简政放权，“无证明城市”的提出则是自我加负。从前需要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出具证明的成本，现在都转移为政府的工作成本和内部程序，这是当地政府敢于担当、以人民为中心自我加压的体现，是“自我革命”要敢于既做减法也敢于做加法辩证思维的体现和新发展。

　　第三，这是大数据时代倒逼政府转变工作方式、进一步优化部门协同关系的重要体现。政府的自我加压无疑会增加工作成本，因此“无证明城市”的技术支撑非常重要，只有打破部门之间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充分的开放、互联、共享、互动，才能减轻工作成本，让这项改革获得坚实的技术保障，而这种保障最终会重塑协同型政府，打破部门利益，构建合作、互通、效率的执法与管理机制。

　　“无证明城市”应该成为金华的一张法治名片，当然如何进一步细化各种证明提供手段的标准，防止相关风险，如何进一步扩大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尤其是如何促进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无证明”改革力度，这些也都是改革下一步应该用力的地方，我们有理由期待这项基层探索为即将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之后新的顶层设计提供源头活水与智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