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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进村分钱”是权力分肥

来源: 每日甘肃网-科技鑫报  作者:   2010-07-15 09:31  编辑: Jane


  曾几何时,跳出“农门”是无数农家子的“血泪篇”。而在今天,浙江省义乌市却有200多名公务员争相把户口迁入农村,借以分得宅基地造房子,又能参与村集体经济的分红,从而获得少则数万、多则数百万元的收益(据新华网7月13日报道)。

  这种从城市向农村的“户口倒灌”,让我们见识到权力的逐利本领是多么高明,也看清了权力操弄的“潜规则”是何等强悍。

  美国的总统,从开国的华盛顿到一年多前卸任的小布什,农场主身份与总统之尊的合二为一,不曾引起舆论的质疑;而中国传统官员的进退仕途,也不乏“辞官归田”之例,但从没听说他们当官时要主动放弃其乡村身份。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公务员落户农村就会引起公众不安呢?为什么他们一进村就有办法分到钱呢?农民或公务员,农村户口或城市户口,是怎样一步步成为排他的关系,从而牵动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现实的语境中,两者为什么不可兼得,也不容兼顾?

  只能说,如果不是因为公务员(特别是官员们)掌握了相当多的公权力和行政资源,他们不可能“进村分钱”。如果不是相关者在整个操弄流程中参与分肥,切换户籍也不会轻而易举。

  当梳理这一事件的因果脉络时,推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户籍制度,是绕不过去的逻辑起点。这一制度把中国城乡切割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农民的很多权利被人为地剥夺或忽略了,农村公共设施的普遍匮乏与社会保障的长期缺位,更是无声地诉说着城乡撕裂带来的痛楚、不公与不义。当部分地区开始走出户籍樊篱的巨大伤害,当某些乡村也出现创造更多幸福的可能性时,公务员(官员们)回过头来“进村分钱”,摊薄了所有村民的收益,事实上无异于变相地掠夺。在转型期的制度纠葛与身份迷局中,逐利的权力堂而皇之地制造新的不公正,正是大变动年代的繁杂与诡异。

  义乌公务员“进村分钱”现象的发生,并不排除其地域特殊性,即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城镇不断扩张,带动乡村的土地和房屋价值倍增,进而催生了200多名公务员落户村庄的当代奇观。但从全国范围看,工业化转型已不可逆转,城市扩张仍处于加速期,义乌绝对不会只是一起孤例,公众有必要像关注征地、拆迁一样,对权力阶层把贪婪之手伸向乡民、以种种匪夷所思的门道对乡村进行二次掠夺,保持必要的警觉。同时应清楚地看到,时至今日,不公正的户籍制度,割裂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现在进行时”。乡村的匮乏与穷困艰辛,仍然是时代之耻。农民的下一代,特别是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个群体,由于不能融入城市,又不愿回到落后的乡村,他们对人生前途与希望的幻灭感,更甚于父辈。义乌的故事不应该成为某些官员漠视乡村建设的借口——“农村已经很不错了”,“瞧,我们还想保留农民身份呢”,等等。这样的借口不值一驳,因为任何有意当农民的公务员,念念在兹的不过是“城乡接合部的农民”而已。让这些人去僻远乡村落户,难度恐不下于逼皇帝落草。

  新华社披露了义乌当地的纪检与组织部门已经“逼迫”公务员们把户口迁出村庄,对拒不配合者实行先免职后清理。这样的“铁腕手段”是对权力越位行为的果断制止,理应获得民意的首肯。但从制度现实的层面看,强力阻断农村户口与公务员职业身份,终究难脱权宜的底色。或许,只有当彻底走出制度的泥淖,当城乡户籍差别不再让人黯然神伤、土地和住宅等所有权得到厘清、权力的猛兽完全被驯服之时,才会拥有真正让人心平气顺的制度安排。当公众再也不必纠结于官员户口(或居住证)是属于乡村或城市时,不管是“进村”或“进城”都不能分得额外之财时,城乡鸿沟消弭和公平正义降临,将不再是个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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