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代表：特殊个案如何制度性复制

　　近来，湖南溆浦曝出一起成功罢免人大代表案例，不过“代表”前有一重要修饰词———“获刑”。近来，溆浦一选区6444名选民投票，罢免了米晓东的县人大代表，该代表由于挪用公款罪而获刑，选民们义愤填膺：一个犯罪分子怎能继续当人大代表。在当地人大的力挺下，选民成功罢免“获刑代表”米晓东。

　　虽然罢免有法可依，选民罢免人大代表的权利，明确写在法律条文中，溆浦此次的罢免，也严格依选举法的程序进行，但显然，“获刑代表”的特殊身份，让这起罢免案的成功带着鲜明的个案色彩。如果选民罢免的不是获刑的人大代表，而是让选民罢免觉得不称职的人大代表，罢免能这么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吗？

　　溆浦选民所以能成功罢免，最核心的关键词是“获刑”。正因为这位代表已经获刑，虽形式上仍有人大代表资格，实质上已失去代表权力，已然是死老虎，选民的罢免更多的是走程序，自然相对容易。因为这位代表已经获刑，这也让当地官方很尴尬，清除其出人大，并与其划清界限，自是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官方乐见并力推罢免的成功，罢免当然能一路绿灯。

　　在这起罢免案中，可以看到当地人大的活跃身影。经费紧张的溆浦人大，不仅破例从其他经费中抽调近万元作罢免经费，为凑足罢免所需的法定票数，还动员选民参加投票。溆浦人大有人坦言：米晓东毕竟是罪犯，如果罢免不成功，县人大将会面临舆论批评。这种力挺和力推，对罢免的成功是关键性的。没有地方的支持，选民的罢免隔着一座山；而有了当地的支持，罢免只隔着一层纸。这就是此案最大的特殊之处。

　　选民罢免人大代表，“获刑代表”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还是没有犯罪污点的普通代表。因此，选民成功罢免“特殊代表”，只有个案意义。只有罢免突破了对特殊身份和偶然因素的依赖，并能复制到每一个平常案例中，没有特例，没有人治，没有权力意志的幕后操纵，罢免才有彰显民主和法制的普遍意义。

　　所以，溆浦的罢免只隔着薄薄一层纸，选民一捅就破了。更多情况下，由于地方的不支持，罢免比钻一座山更难。在许多罢免案中，由于只有选民的执着，没有来自人大的支持，罢免案寸步难行，最后不得不自动放弃。

　　2007年2月，天津196名选民联名罢免该区人大代表丁冰，认为由丁冰担任主要领导的公司的开发建设行为，给该区群众造成了经济损失，没资格当他们的人大代表。虽然该区人大很快受理了罢免动议，但繁琐的程序和模糊的规定，加上暧昧的态度，罢免案最后不了了之。从深圳到新疆，从安徽到湖北，选民提起的罢免多是如此结果。

　　正因成功案例很少，所以溆浦的成功罢免，成为大家关注的新闻。可是，“获刑代表”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个案的成功很难复制。

　　当然，尽管溆浦的罢免案很特殊，但毕竟成功了，这也是民主和法制的演练，将依法罢免从沉睡中激活，变成人们乐见的鲜活案例。不过，依法罢免还是应超越个案，变成制度性的常规。选举法虽然早就规定了选民的罢免权，但由于设立了过高的门槛，程序也非常繁琐，比如2004年的选举法修正案，为了“防止随意罢免”，严格限制了罢免的条件，将罢免县级人大代表的选民联名数提高到了50人。

　　惟有在法律上真正赋予选民独立、可操作的罢免权，并让罢免纯粹回归法律，它才能从特殊个案成为制度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