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遏制恶性拆迁需要坐实民众说不的权利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紧急通知，重申征地拆迁原则，程序不合法、补偿不到位不得强拆。通知明确，因工作不力引发拆迁恶性事件，或导致大规模群体上访事件，以及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要追究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该通知还规定，城镇拆迁前要组织论证，根据社会风险评估决定拆迁与否。

　　这份文件并未引起预想中的乐观反响。某些行政法学的学者对此表示谨慎的认同，将其看作是《征收条例》难产后的过渡产物，但同时也指出关键在于落实。确实，通知虽以“紧急”命名，可是其中的所有条文并非鲜见。而民众从恶性拆迁事例中早已得出印象，纸面上规章不足以规范拆迁，不能真正产生约束作用。这大概是舆论的一致看法。

　　民众对治理暴力拆迁的消极态度源于各式各样的拆迁悲剧。在这些事件中，拆迁乱象被演化到了极致，拆迁户被逼自杀屡屡发生，拆迁单位动用政府力量强拆、逼拆或错拆的情况比比皆是。拆迁的行政动力肇始于土地财政和地方利益，与官员政绩密切相关。针对拆迁的讨论已然非常充分，纠结其上的社会问题也不难分析。问题是，对于终结恶性拆迁并无确定的时间表。

　　频繁发生的大规模恶性拆迁演化成特有的社会现象，带来了复杂而强烈的社会反应。显然，拆迁对中国现实的描述功能已经到了无可替代的地步。拆迁昭示了地方政府真实的执政意愿及主要的行政手段，拆迁也从侧面证实了民众生活和生存的某些实情，而错误拆迁的不可纠正特征还印证了社会情绪的整体不满。民众的怒气显而易见，这从国办的紧急通知中也可以感知得到。

　　地方政府对拆迁寄托了很多目标，例如收获土地储备、扩大财政来源、确保GDP增长等。拆迁的不可说服性空前提高，它不可阻挡，几乎到了非用全盘逆向的法律安排不足以纠偏的程度。可即便不断涌现恶劣的拆迁血案，拆迁幕后关于行政权力和民众权利的调整仍不明朗。拆迁的现实超越法治，远远超出法律快速调整的范围，拆迁必须要有边界。

　　除了农民和城市平民，拆迁对象中还出现了艺术家、小企业主、高校教师甚至现职司法人员。拆迁并不忌惮卷入更多阶层的民众，这令其恶性暴露得更彻底。同时，民众因违法拆迁走到一起，社会力量被重新激活。人们由谴责行政道德开始，逐渐汇聚成大声说不的那群人。社会对拆迁的恶评并非虚幻，它挑战了奠基在土地财政上的发展模式，也培育了实际中的抗议者。

　　这些年拆迁在恶化，反面教材够多。要有新的规范，拆迁必须能够被民众叫停。这是重新设计所有拆迁法规的核心原则，也是要确立的目标。若想不出现类似唐福珍和陶惠西的自焚事件，民众必须能以权利的名义，自下而上地制止野蛮拆迁。假如立法及司法实践不朝向这个目标进步，可能只会远离解决问题的途径。

　　紧急通知无疑是来自中央政府的一记警示，而来自拆迁户痛苦遭遇的警示也在增加，国家必须要有实质的遏制动作。野蛮血腥的拆迁从来都是对社会的沉重打击，割裂了政府与民众的联系。这种打击仍在令人厌恶地继续着，但其任何一次得逞都只是蝇头小利，定将激起民众更多的愤怒和蔑视。从这个角度看，铁腕拆迁不可能永远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