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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为何要做一个政治学者?

来源: 经济观察网  作者: 胡泳   2010-05-18 18:04  编辑: 师向东


  最终,做一个政治学者不是为了成为哲学王,而是为了在满足我们的智识需求的同时,服务于公共利益。我们也不必太为如何向权力说出真相而焦虑。对我们自己说出真相,就足够了。

  编者按:胡泳在搜狐网站的博客上,“个人档案”一栏下写着这样的话:“布尔迪厄说: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 经历十余年的新闻生涯,我希望自己丢弃惶恐,克服贪婪,保持叛逆,毫不趋附。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有忧,此之谓也。”见到胡泳本人时,他已经离开媒体行业,成了北大的一位师者——古人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者,只是不知道此时,他是否已经能够做到不惑、不惧,然而 “有忧”。

  1996年,记者胡泳将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翻译成中文出版。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会想到网络对于日后的中国将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将会如何演变。胡泳却因此而成为中国互联网的最早启蒙者之一,同时也让他成为中国互联网持续的关注者。不过,除此之外,胡泳还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曾是颇受欢迎的严肃电视谈话节目《对话》的总策划,他还是最早的商业史作家,因为写作海尔和张瑞敏的案例而知名。

  从媒体人转型为学院人,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可以跳出某种循环,深入地琢磨一些事。但是从记者到学者,当初的理想主义还在。胡泳说自己永远不会成为那种纯粹的知识人,而是更欣赏像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介入这个社会。“我的身份是发生了变化,但是对社会的关切还是一样。”

  胡泳为《经济观察报》撰写的一系列专栏将体现他本人的这种多面性、对深入的渴求以及对社会的关切。对于胡泳而言,他观察的是一个浮躁却酷劲儿十足的世界,在他的开篇《为何要做一个政治学者》中,他表明自己这一次选择的是从一个需要耗费极大智力和激情的角度,来试图对现实进行更为严肃和有价值的审视和言说。他所描述和评论的这个“躁与酷”的世界实在令人期待。更何况,“满足我们智识需求的同时,服务于公共利益,说出真相”,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适合这份报纸引以自勉?

  历史在敲门,如果你是一个好思索、好反省的人,你必须注意政治问题……做一个政治学者,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思考何为政治。所有的具备一定复杂性的社区都会按照特定的有关正义、平等、互惠和权威的原则组织自身。这是人类学上的普遍规律。你可以去考察古老的印第安社区,或者土著人的社区,那里都一定会存在一种权力体系,一种合法性体系,这些体系决定物品如何分配,任务如何下达,奖赏如何安排。

  在这样的意义上,政治的东西创设了人类的生活。它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把人说成是政治动物的原因所在。人作为政治动物,即是能够进行理性表达的动物,而进行理性表达,意味着我们有说服他人的能力,意味着大家可以共同形成一个原则体系。

  做一个政治学者,必须具备抽象的能力,同时怀有浓厚的兴趣观察那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是怎样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运用、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展开的。政治学者必须熟悉政治思想史,经过多年的积淀,政治思想已经形成了极为丰富和重要的传统。除此之外,政治学者还必须对政治怀有热情,必须出于强烈的感情参与政治。如果不是对周围的世界抱有真正的关怀,又怎么可能愿意把政治哲学的原则作用于现实、而不是对现实听之任之呢?现实世界的确一团糟——那些想要让视线越过现实的倾向因此听上去很具吸引力。大多数哲学总会把目光投向此世之外。然而政治哲学却始终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它要在非常抽象的原则和非常具象的现实之间架设桥梁,因而它是一种夹缝中的哲学。

  从事政治学研究,一个古老的信条是:向权力说出真相。可问题接着就来了:权力会听吗?什么是真相?政治学致力于和权力展开对话,很显然的是,对话的条件现在依然是被权力所决定的。政治学者并不能“为王者师”。

  每一种体制都会产生与其协调一致的政治,从而也会产生与其协调一致的政治学。国家及其政治学之间的一致关系是值得每一位政治学者关心的问题。为了探讨国家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需要选定三个领域来观察:公共舆论、公共政策和公共选择。

  舆论研究在19世纪晚期就出现了。统计学在那个世纪成熟,并且随着国家的民主化和个人的价值开始“算数”而日显重要。抽样的技巧逐渐发展起来,民意测验不仅应用在政治上,也被广告公司和报纸所采用。

  公共政策始于对立法的研究,而立法史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从神权法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示了法律的非神话化和现代法律的慎议性。在这一过程的晚期,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政策,即行政干预介入立法与公民之间。公共政策反映了自由主义政府与公民的互相渗透,较之法律法条等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对等性。

  公共选择问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端赖赫伯特·西蒙一人之力。他将官僚现象化为一个最小可能单位予以分析,这个单位就是决策。通过引进理性因素,西蒙把决策同一个体系联系在一起——不是同任一体系,而是同一个经济体系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西蒙的博士学位虽为政治学,但他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改变了公共政策的研究路径,公共政策分析越来越多地依靠宏观经济方法和经济学上的系统思考。这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院和法学院研究中对经济学的要求。这样的发展趋势暴露了现代官僚政府同经济间的亲和性。经济学现在成了国家的语言,政治学因此也和经济学一样,成为了“沉闷的科学”(dismalscience)。政治学和利维坦国家走得太近了,妨碍它看到、定义并评估在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也许需要追问:为何是经济学?以经济学分析政治有何用场?经济学作为预测科学从来都是有深刻缺陷的,为什么政策制订者和官僚却对它如此热衷?政治学者又为何要对经济学趋之若鹜?部分答案四十年前有一位经济哲学家琼·罗宾逊就说出过:“经济学……在每一阶段从来都既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又是科学调查的一种方法。”康奈尔大学政治学者西奥多·J.洛维认为,经济分析扼杀了立法的创新性。制定公共政策的力量越来越少地掌握在立法者手里,而越来越多地存在于立法机构的决策程序中。

  经济学很少向权力说出真相,甚至都不假装做出这一点。如果有人声称自己掌握了实质性的真相,那至少会开启争论的空间。而经济学,特别是作为一种有关政策的科学,强调方法比什么都重要。而其方法的关键是一个经济学词汇,叫做“指数”。指数不是真相,而是使用者之间就仅次于真相的最好的事情的一种协议或约定——即指数代表了真相。指数具有分析力,因为它和界定好了的系统若合符节;可是,系统也不是真相,只是有用的虚构。

  说政治学变成了沉闷的科学,不只是说政治学沾染了经济学传统,像马尔萨斯那样作些令人丧气的预测,而是说这门学科现在丧失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激情。政治学比很多科学都更艰难,因为政治学者面对的是一个非自然的世界,需要判断和评价。没有了这些,我们就会丧失对这个领域的热爱,而只剩下对方法和过程的职业承诺。现代国家已经把政治学变成了沉闷的科学,而政治学者使情形变得更糟,看似“科学”的研究越来越令研究者远离感知体验。

  关于政治学者对大的体制变革的错失,我们更常看到的情形是,政治学者把每一个变化都用现有政治体系的模型来框之评之,而缺乏严肃认真的探索,去发现宪法原则、政府结构和政策承诺的变化怎样构成了体制的变革。美国是社会主义吗?中国是资本主义吗?政治变化的累积在何时形成了体制变革?衡量标准在哪里?对于这些挑战性的问题政治学者都未能很好地回应。

  在现代政治学的所有疏忽中,最大的疏忽就是激情。要成为一个政治学者,首先你要热爱政治,热爱一部优美的宪法,在探讨两者的关系时充满快乐。这种激情不是对意识形态的激情,而是意味着发现某种模式的快乐,提出自洽的论证的快感,对民主如何运行的一个好猜想获得验证以后的满意,以及改善人类行为的理性前景的愉悦。

  最终,做一个政治学者不是为了成为哲学王,而是为了在满足我们的智识需求的同时,服务于公共利益。我们也不必太为如何向权力说出真相而焦虑。对我们自己说出真相,就足够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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