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成都唐福珍自焚必须有人负责

　　蝼蚁尚且偷生，况乎人，况乎弱女子唐福珍。但唐福珍最终还是不能不选择死路，尽管她有一万个不情愿，一万个不甘心，一万个不服气。

　　我大体上同意唐福珍被逼而死的判断，她不是暴力抗法，而恰恰是被暴力逼上死路。但如果要表达得更精确，那么我想说，唐福珍不是一般的被逼而死，而是被捂死，被有形无形的手，被有形无形的暴力，活活地捂死。

　　假设有一点点空间，假设有一丝丝光亮，唐福珍，这个追求美的女子，这个有着爱的女子，这个直到临终仍要配合医生顽强求生的女子，会选择死路，会选择那样惨烈的结局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当打手破门而入时，当至爱的家人一个一个倒在打手的钢管下时，她不是还在楼顶大喊只要撤人就可以坐下来谈吗？

　　想象一下吧，那是怎样声嘶力竭的呐喊。纵然是铁石心肠，也该被那呐喊所震撼吧，也该有片刻的犹疑吧，这震撼这犹疑总该可以换来暴力拆迁的稍稍停顿吧？

　　但是没有。没有停顿，没有退让。唐福珍无疑还是太高估了对方的人性。打手在狰狞地推进。喧闹的四周是死寂，血腥的四周是沉默。那是怎样无边的死寂和沉默啊。应该已到天将放光的时辰，但唐福珍看不到一缕光亮，她求生的最后希望被对方的决绝无情地掐灭。

　　世界很大，但是没有人帮得了她。她仿佛被一口铁锅捂在中央。她有眼睛，但看不到出路；她有嗓子，但喊出的声音无人理会；她有手臂，但她的挣扎激不起一点浪花。一切的一切都是徒劳。她面对的根本不是人，是狼群，是无法用任何人类语言和人类情感进行沟通的饥饿的狼群。

　　没错，就是狼群。不仅那尖锐的呐喊毫无回应，而且当她终于点燃自己，当她终于化身为熊熊火炬的时候，狼群居然仍不停止进攻。龙应台曾经写到，东北一次战役过后，暂取上风的国军将领打扫战场，发现遍地共军尸体，禁不住满眼含泪。可弱女子唐福珍纵然在烈焰中怎样挣扎，竟丝毫不能感化进攻者，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狼群无法想象人类的痛苦。

　　还原这个血色的黎明，不难发现，唐福珍就是被那么一群狼逼死的，捂死的。切割，包围，把唐福珍一家同整个社会隔离开来，再以整个机器的力量摧毁之。这是对付唐福珍一家的全部战术，也是现在城市暴力拆迁通用的战术，所向无敌，百战百胜。

　　反思唐福珍之死，固然，需要谈到整个征地制度，整个拆迁制度，乃至整个私产保护体系。但是，仅仅谈到这些层面，仍然是不够的，仍不足以遏制悲剧的重演。更需要反思的是总体性权力，即一种以捂为最大特点的权力机制。以是不是驯服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不驯服者一概划为麻烦制造者，然后整合全部的行政资源、法律资源、舆论资源，从四面八方把他们捂起来，随时定点打击，某些地方政府对这种总体性权力的依赖，已到了瘾君子离不开鸦片的程度。只不过此次成都表现得最为极端罢了。

　　受制于这种总体性权力，社会不公的每个受害者都沦为孤岛，几乎一切自由表达的空间，几乎一切有效的博弈渠道都被切断，公民就惟有自己的身体可以运用，而有所谓“跳楼秀”的此起彼伏。不跳楼无人关注，但跳多了就不稀奇了，只好开胸。不开胸无人关注，但很快开胸也过时了，就只好断指。身体的表达就这样不断推高，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最终不能不令公众彻底疲惫。而当公众彻底疲惫时，这最后的表达也就不能不归于无效了。

　　无边喑哑中，唐福珍惟有一死。有记者称，唐福珍一直生活在被跟踪和监视的阴影中，甚至吃饭时也被莫名查身份证。今年4月某日，更有上百人打上门来，她浇汽油以死相逼，才吓退他们。她也知道自己的孤岛境地，也想突围求援，便找到媒体，但，她那些故事太平常了，没有媒体感兴趣。

　　这就是身体表达的吊诡。不断推高的身体表达，不但不可能拓宽，反而只会让公民自救的路愈走愈窄。因为这个市场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市场，苦主竞争过于激烈，没有新意不能超越前人就根本不能吸引社会的注意，所以重复别人注定是死路一条。这么一来，身体表达的竞争就愈来愈尖端，难度和成本就愈来愈高。每一个先前的得救者，事实上都等于客观上剥夺了后来者得救的某一个机会。每找到一条突围的路，那条路就会在成功突围者的身后瞬间关闭。所以，前面突围的苦主愈多，则以后苦主的选择就愈少，突围成功的机会就愈少。

　　唐福珍正是这个悲剧逻辑的印证者。以前遭遇这种捂的如果说往往集中于底层，那么唐福珍之死则说明，纵然中产、纵然企业家阶层也一样不能幸免，但凡遭遇总体性权力的围追堵截，谁都是弱者，谁都会走投无路。唐福珍不仅死前被捂得昏天黑地，即便以死相争，也没能挣脱捂的天罗地网。从她自焚到她去世，其间整整16天，那16天是怎样的炼狱！那16天是怎样的撕心裂肺！那16天是怎样的惊天地泣鬼神！但是所有这一切，除了当事人还有谁看到？还有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被捂得滴水不漏，甚至家人探视也遭拒绝，真是惨绝人寰！

　　这一切，无疑是需要有人负责的。区区一个现场指挥官的停职，还当不起这样的问责。唐福珍已经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代价，她的至亲也都付出了身陷囹圄的代价，把唐福珍捂到死甚至死后还要捂的一干地方官员，难道就不该负起他们该负的法律责任来吗？难道生命的分量竟可以如此轻飘？权力机制的转型，即从总体性权力转到一个有限的均衡的权力机制，需要从有人对生命真正负责做起，那就何妨从成都开始？我们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