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后，海南三亚近日也发生了上百名出租车司机停止营运事件。据报道，这两次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原因大同小异，主要是出租车承包金高、黑车多等问题。同时，重庆罢运事件的有效处理，给三亚罢运事件提供了借鉴，相信三亚罢运事件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相关新闻详见本报昨日A16版、今日A20版)

　　不过，我们不能仅满足于解决这两次突发罢运事件，为更长远计，我们应当以近期发生的突发性，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为鉴，举一反三，建立和完善调处社会冲突的机制。

　　以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无论重庆，还是三亚，集中反映的“份儿钱”高、黑车多等问题，在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国内一些城市的出租车运作模式都差不多，在出现重庆、三亚罢运事件后，人们不希望继续发生类似的事件。而在其他领域，或者出于政策因素，或者出于管理漏洞，难免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注意防范，切不可怀有侥幸之心。

　　反观重庆、三亚罢运事件，它们都是以突发性事件表现出来的。但是，矛盾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可能没有任何先兆。事实上，造成突发性事件的，就是平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时候，一个细小的问题都可能潜藏较大的风险，引起较大的冲突。比如，司机们反映的“份儿钱”标准高，涉及到政策方面的风险；而黑车横行的事实，则涉及到管理缺陷带来的风险。

　　诚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所言：“出租车停运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检讨我们的工作。要反躬自问，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足，哪儿做得不好，或者说有官僚主义处理得不及时。”对此，那些和重庆出租车运作模式相同的城市，应当积极反思。甚至，即便出租车运作模式不同，即便是其他领域，也应当做一些反思：哪儿做得不足，哪儿做得不好，不要非得把事情搞大才去解决。而且，重庆罢运事件的处理赢得了社会一致好评。此中，政府直面矛盾，公开透明地解决矛盾的做法，都是调处社会冲突的机制中必然的选项。

　　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或这或那的冲突和风险。最聪明、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建立和完善调处社会冲突的机制，包括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将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特别是一些带有普遍现象的问题，当冲突零星出现的时候，就应当警惕起来，举一反三，或积极反思，或提前应对。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理性的社会，最善于、最应当做的就是举一反三。这样，我们才能在进步的路上付出最小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