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改革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改革的重要性何在？对此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进行讨论。改革可以在多方面发挥作用，它既可以促进发展，也可以促进开放，还可以促进和谐。本文重点讨论改革对发展的作用。

　　改革对发展的作用可以概括为改革是“第一生产力”。所谓“第一生产力”可以理解为改革是对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能对发展做出贡献的因素很多，如文化、法制、政府、市场、地理区位、科学技术、知识或信息、人力资本、资金、土地、基础设施、工业化、城市化、对外贸易等。其中，文化、法制、市场、政府等制度是影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有好有坏，形成好的制度要靠改革。故可以说改革是对发展贡献最大的因素，即“第一生产力”。

　　“第一生产力”这个提法是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他当时的论断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对于文革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国内外很多学者在分析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时虽没有用“第一生产力”这个词，但往往隐含着这个意思。如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马歇尔认为资源优化配置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韦伯认为文化(新教伦理)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哈耶克认为自由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凯恩斯认为政府相机宏观政策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弗里德曼认为稳定货币政策下的自由竞争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舒尔茨认为市场机制加人力资本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科斯认为产权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吴敬琏认为竞争性市场经济是影响发展的首要因素，“制度重于技术”，邹东涛明确提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等。

　　说改革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如何理解和评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好的制度已形成并稳定下来、分工深化(如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等)能顺利推进的情况下，包含技术进步、信息化、知识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在内的广义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有条件的，它受制于制度或制度改革。历史上的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的“四大发明”并没有相应带来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等技术进步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而不是之前；日本的大规模技术进步也是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而不是之前。

　　前面提到的国内外学者斯密、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科斯、吴敬琏、邹东涛等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制度是“第一生产力”。从人类历史来看，制度形形色色，有“好制度”，也有“坏制度”。“坏制度”不仅不能促进发展，反而阻碍发展，只有“好制度”才有可能成为“第一生产力”。

　　从逻辑上看，“好制度”之所以能成为“第一生产力”，是因为“好制度”对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好制度”通过三大路径影响发展：一是通过对人的激励和约束影响发展，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通过促进资源(包括地理区位、科学技术、信息、人力资本、资金、土地、基础设施等)优化配置、资源升级来促进发展，如理想的市场制度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三是通过促进分工深化(如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对外贸易等)来促进发展，分工深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可以使各种主体各得其所，而“好制度”可以降低分工的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效益。

　　然而，“好制度”往往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需要通过改革、变革甚至流血革命才能形成。这里只说改革。改革也有“好改革”和“坏改革”之分。只有“好改革”才能形成“好制度”。“好改革”可以理解为科学合理的改革，即能带来效率和公平兼顾“好制度”的改革。到此我们论证的结论就很清楚了：“好制度”是“第一生产力”，而“好制度”要靠“好改革”带来，因此“好改革”是“第一生产力”的源泉。简言之，改革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李佐军)